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直击腐败积弊、扶正祛邪，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依法反腐”成为新常态，彰显我党以“零容忍”立场将反腐败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前腐败与反腐败呈胶着状态，我们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从这两年查办的案件看，从地方到军队、从机关到国企,利益共同体的板块化情况惊人，“塌方式腐败”“集团化腐败”触目惊心。同时，随着隐性福利大幅缩水、灰色收益大为减少，“为官不为”现象逐步显现，“不做事不出事，只过关不过硬”等官场众生相让群众不满。高压之下，一些人还在“困兽犹斗”，另一些人还在“望风盼停”，期盼“尽快躲过这一关”。

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在反腐败斗争的关键阶段，要解决各种问题、取信于民，坚持不懈的行动是关键。

其一，把“依法反腐”进行到底。严格以事实和法纪为依据，彻查严办贪腐案件，以违反法纪迟早要受惩罚的事实，倒逼心存侥幸者不要再计算“不出事”的概率，不再保留官至某级就能进“保险箱”的幻想。其二，严防执行八项规定精神“松劲儿”。持续治理歪风邪气，将检查执行八项规定精神具体化、机制化。其三，对出现“塌方式、系统性”腐败地区单位领导班子追责。既严查主体责任不落实，又追查监督责任不落实。其四，做实中国版财产申报制度。将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作为中国版财产申报制度去打造，扩大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与巡视组抽查个人报告事项相结合，将不动产登记、治理“裸官”与外国银行共享信息等措施相衔接，对领导干部及其利益相关人实行有效监管。其五，把追赃追逃作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重头戏，扩大战果。其六，增强纪委官方网站处理举报的规范性、可信度和时效性，激发网络监督正能量。

天下之势，常系民心。反腐败斗争是一场不能输、也输不起的战争，必须步步为营、久久为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91.5%的领导干部、87.8%的普通干部、84.8%企业人员、75.8%的城乡居民对反腐败抱有信心。我们相信，有全党上下齐心协力，有人民群众鼎力支持，我们一定能打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改进作风，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态度坚决、措施有力、成效明显。同时也要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是一场必须赢的较量，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必须决战决胜。

反腐倡廉进入新常态

本刊特约报告员

从横下一条心纠正“四风”到加大巡视工作力度，从查办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人的“打虎”行动到国际追逃追赃的“猎狐”行动，从中央巡视组的“问题清单”到中央纪委的“正风肃纪清单”…… 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反腐倡廉进入“新常态”，取得的新成效极大地提振了全党的信心，增强了党的威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反腐新常态开辟全面从严治党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从严治党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从“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的坚定到“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的决心，从“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掷地有声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庄严宣告，再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无一不是高屋建瓴，振聋发聩。反腐新常态的实践证明，严厉惩治和严防腐败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作，以高压态势才能持续遏制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蔓延势头。

（一）从严治标取得新突破。十八大特别是2014年以来的反腐败，呈现出升级版、加强版的特征，不论是查办的干部级别之高、人数之多，还是涉及领域之宽，挖掘问题之深，都堪称空前。

一是“打大虎，大打虎”。不论是令计划、苏荣等“上山虎”，还是周永康、徐才厚等“下山虎”，党中央都依纪依法将其“打回原形”。2014年，中央纪委共查处了40余名副省部级及以上级别官员，平均每月查处3名以上，其中有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4名副国级以上高官和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等正省部级官员被查。这是历年来查处“大老虎”人数最多的一年，比2013年的20人翻了一番。

二是“治病树，拔烂树”。无论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国家能源局等“强势部门”，还是山西、江西等“重灾区”，都对“塌方式腐败”进行了彻底清理。仅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就有十余人被查，其中6人涉案金额过千万元。其中，从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查发现现金2亿余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山西被查处的贪腐官员不少于47人，有7个地级市查出贪腐官员，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多达7人。

三是“拍苍蝇，除蚁贪”。对官职不高、案值不菲的“小官巨贪”现象严肃查处。2014年2月被查处的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虽然仅为副处级干部，但从其家中搜出上亿现金、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贪腐程度令人触目惊心。此外，纪检监察机关还严查发生在群众身边的案件，一些“村霸王”等被清理出来，显示出“抓大不放小”的治理高压。

（二）依规治党增添新动力。十八届四中全会后，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齐头并进，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进入快车道。特别是在最新的刑法修正案中，将贪污贿赂犯罪“由数额定改为视情节性质定”并保留死刑，以“财产刑”加大对行贿犯罪处罚力度并严格从宽处罚条件，对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者采取禁业等，都在以科学立法助力反腐。在对涉及刘志军贪腐案件的关键人物丁书苗等人的审判中，其具体判决结果和“天价罚金”已经呈现出相关法治精神。此外，《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缺席审判和没收违法所得等制度程序，已在“没收外逃官员违法所得第一案”的李华波案中成功运用。同时，2014年，还对王素毅、童名谦、李达球、刘铁男等多名贪腐高管进行了公开庭审甚至微博直播庭审，彰显了坚决依法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决心与信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及其决定的法治体系建设“任务包”，依法反腐和依规治党将形成全新合力，有望早日改变某些党纪国法“牛栏关猫”的旧常态。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在这一大背景下，需知党纪严于国法，越往后执纪执法越严将是“反腐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

（三）跨境治腐迎来新契机。2014年成为中国“走出去”反腐并成功开辟第二战场的提速年。中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签约国，顺利完成履约审议并不断扩大反腐败国际合作，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建立反腐败执法合作机制。APEC北京会议期间，通过APEC“主场外交”，“追赃追逃”和“APEC蓝”一样深入人心。《北京反腐败宣言》横空出世，以追赃追逃为核心的国际反腐合作新秩序浮出水面，并成功延续到G20峰会的反腐行动计划当中。

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设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健全协调机制，明确任务分工，建立外逃信息统计报告制度，摸清底数。开展“猎狐2014”行动，开通网上举报，促使更多“贪官庇护所”收紧大门。截至2014年年底，共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680名，相当于2013年全年抓获总数的4.5倍，其中投案自首390名。公安机关共派出70余个境外缉捕组，抓获的逃犯涉及69个国家和地区。美、加、澳等长期以来的“避罪天堂”也展现合作新姿，如中美将分享金融机构所持账户信息，确定在美经济逃犯名单并逐案解决；加拿大与中国谈判完成“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协定”；澳大利亚政府将配合中国追查没收外逃贪官的非法资产。这些实质性合作必将对已逃和欲逃者形成双重震慑，成为清查存量腐败、阻遏问题新发的杀手锏。

反腐新常态打造风清气正政治新生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要净化政治生态。反腐新常态，说到底是要保持正风肃纪高压态势，击碎各种陈规陋习，倒逼形成“廉荣贪耻，天经地义”的政治新生态。《人民日报》曾将“习近平式新常态”解读为“不拘常例、不违常情”。所谓常例，就是长期存在于中国政治生态中或潜或显的规则。近一年来，在不断刷新纪录、打破常例的过程中，“零容忍”三个字，已写在很多人心里，并将在新的一年中不断被放大。

（一）治“风”依托新平台。2013年9月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开通，成为信息发布、网络监督和举报、倾听民意等“开门反腐”的新阵地、新渠道。中央纪委监察部在网站首页显著位置设置12388举报专区，实现了“鼠标直通中央纪委”，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监督举报，一度日均收到举报量超过800件；同时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盯五一、中秋、元旦、春节等重要节点，开设“监督举报直通车”“‘四风’问题举报窗”等栏目，欢迎网友监督举报；开设“每周通报”栏目，点名道姓通报曝光了1500余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形成了强有力的震慑，显示出中国特色“网络战”在正风肃纪中的特殊作用。网络反腐治“风”新平台为正风肃纪“定调加码”，中国特色网络监督新秩序在加速构建中。新的一年，加强网络监督，继续明察暗访，点名道姓曝光批评，将让穿上隐身衣搞“四风”者无处遁形，变本加厉者直面更大的“秒杀”压力。

与此同时，中央纪委监察网站顺应网络移动化趋势打造推出了手机客户端，使得反腐倡廉工作更加开放透明，让群众更了解纪检监察工作。客户端同样开设监督举报曝光专区，欢迎群众举报元旦春节公款购买赠送贺卡、年货、节礼违规违纪问题；“举报直通纪委，只需一键收藏”，手机客户端公布了中央纪委以及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举报联系方式，方便群众随时举报线索。

借助网络、手机客户端等新平台，反腐倡廉工作公开更快捷，监督举报更畅通，上网执纪、开门反腐更有成效。这些到达率更高、覆盖面更广、传播效力更强的新平台的使用，对于党员干部和社会的廉政意识影响将是潜移默化的，强化“不敢、不能、不想”的氛围，对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构筑政治新生态大有裨益。

（二）治“权”呈现新气象。2014年年底，一则新闻显示出高压反腐的治权效果：被认为中国行政审批权最为密集的国家发改委“知耻后勇”，首度将包括国家能源局在内的19项行政审批许可事项纳入政务大厅实施一站式受理审批，开启了防治审批腐败和特权寻租的破冰之旅，祭出整治“权力部门化，部门特权化，特权利益化”弊端的一记重拳。实际上，这是把简政放权作为政府自我革命“先手棋”和廉政建设“当头炮”的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多批次精简下放行政审批权近700项，占原有审批事项的四成，将营利性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等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并先期取消了一批准入类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做到能取消的不下放，避免遗留尾巴。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也逐步开展大规模公布权力清单的行动。随着“含金量”高的审批事项陆续被取消或下放，“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将形成强势倒逼，“于法有据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公共伦理深入人心。由此，将促使更多权力部门掀起新的“透明化浪潮”，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利益清单将更趋“可视化”，滥权寻租的土壤将被清剿，乱作为的被发现概率将大大提升。

（三）治“产”依仗新利器。一方面，严格监督官员个人财产。全面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必须确保党员干部言行一致、忠诚可信。因此，“既管才德，又管财产”的党内监管网络和诚信体系在加快构建中。按中央要求，中组部把开展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抽查核实作为2014年重点任务，直接查核中管干部、省部级后备干部等1550名，各地各单位查核厅局级、县处级领导干部60170名。因发现存在问题，已有5名拟提拔中管干部、数十名拟提拔厅局级和县处级考察对象被取消提拔资格；湖北省将6名有问题的省管干部移交省纪委调查处理，产生了很大震慑。这是防止“带病提拔”和做实中国版财产申报制度的关键一步。再加上不动产实名登记制度试水、新任领导干部个人事项试点公开，“房叔、房姐”们随意瞒报房产的好日子也要到头了。

另一方面，严格管控公共财产使用。2014年，政府部门持续压减“三公”经费预算，仅中央本级就减少8亿余元。各地也按照规定严控一般性支出，通过预算确保“三公”经费、会议经费、办公经费“零增长”或略有下降。围绕八项规定要求，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财经制度规范，对会议费、差旅费、餐饮费、劳务费等报销执行了更为明晰的标准和严格的流程。强力推进公务用车改革，中央一级率先垂范，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并在2014年年底前基本完成了相关改革。严格管理办公用房，禁止新建楼堂馆所。要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维修改造项目所需投资，统一纳入预算安排财政资金解决，全面停止新建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全面清理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从严核定办公用房面积，清理腾退超规面积。

反腐新常态锁定纪检体制改革新节奏

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为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明确了“时间表”和“路线图”。按照《方案》部署，中央纪委加强改革整体谋划，提出立足本届任期，各项改革均将在2017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可以预见，纪律检查系统一手抓从严惩治，一手抓从实改革，两手抓、两手硬，仍将是今后几年反腐新常态的主基调。

（一）上位监督获得新机遇。党内监督的老大难问题在“破题、破冰”。《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颁行后，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在办案和人事“两个为主”中具象化，“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强化了以上监下的权力制约架构。党委对同级纪委的话事权收窄，上级纪委对下级党委的控制面加宽，“一把手”监管难有望疏解。

为实现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2014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前不久，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委在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机关等中央和国家机关新设7家派驻机构，迈出了“全覆盖”的重要一步。中央纪委还进一步规范和清理中央单位纪检组长（纪委书记）的分工和兼职，明确各纪检组长（纪委书记）不再分管驻在部门其他业务工作，一心一意履行监督职责。而且，派驻机构作为中央纪委直接领导、加强上位监督的“尖兵”，明确其与驻在部门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监督执纪问责的重点对象是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中管干部和司局级干部，规避“派”的虚化和“驻”的牵制。

此外，中央批准成立升级版的最高检反贪总局，如何加强检察系统反贪的垂直领导等，也是2015年的反腐重头戏。可以肯定的是，在惩治中深化改革，在改革中强化惩治，将确保“纪律部队”不断做大做强，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力量。

（二）专项巡视担当新使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为落实中央要求，巡视工作明显加快节奏，由每年开展2轮增至3轮。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结束后，在不到两年时间，已实现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巡视全覆盖，发挥了“寻虎找蝇”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中央专项巡视工作在开展先期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启动。专项巡视以其机动灵活、出其不意、更具针对性和准确性的特点，为实现对中央一级部门单位的巡视全覆盖提供了制度保障。2014年11月，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提出，下一阶段工作重点转向专项巡视。这意味着今后大多数巡视任务将通过专项巡视方式来进行，普遍开展专项巡视将成为巡视工作的新常态，这也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进展。可以预期，专项巡视将成为“精准反腐”、强化震慑的“轻骑兵”和中国特色巡视制度的重要增长点。

（三）责任追究传导新压力。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36条明确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中央纪委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作为深化改革的关键，要求强化党的观念，落实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特别是对党委“一把手”和一班人应尽职责和失职责任给予清晰而明确的界定，对发生系统性腐败、大面积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等“责任田撂荒”问题的责任主体实施责任追究，并配套建立决策实录、责任倒查等机制，重点治理领导干部有权无责、权大于责、无人担责等问题。对发生重大腐败案件和不正之风长期滋生蔓延的地方、部门和单位，既要追究当事人责任，也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以儆效尤、以正风纪。

随着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各级党委主体责任意识明显增强，全党上下一起动手抓反腐的良好局面正在形成，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强大动力。在各级党委大力支持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也积极行动起来，通过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聚焦监督执纪问责主业，切实履行监督责任。

反腐新常态培养勤廉有为新风尚

从某种程度上说，党风政风的新变化，不仅对公职人员起到约束督促作用，也对其家人、友人等生活圈、交往圈乃至社会风气起到规制和影响作用。本人、家人、友人，唯其“三人同行”，才能让手握公权的人知足知止，让既勤又廉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在全社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一）本人要有新定力。面对反腐新常态，党员干部最核心的是要懂得敬畏、懂得戒惧，要收手、收心。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随着国企高管限薪、节支等举措出台，干部用车、用房等改革新规频出，公职人员待遇的“挤水分效应”初现，使其职业定位日益“去特权化、去利益化”。尽管少数人感慨“为官不易”，但“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大多数公职人员正在加快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义利观。换言之，“只勤不廉、只廉不勤”的官员与“不勤不廉”者一样，终将进入被淘汰之列，谁也不要低估中央净化政治生态、扭转官场风气的巨大决心。对官员“勤廉双优”的底线性、刚性化要求，正在成为一种不容违逆的新常态，谁都不要再自以为是地玩弄“贪政—怠政”的“跷跷板”。

（二）家人要有新规矩。大量腐败案件表明，领导干部的“家里人、枕边人”，往往成为行贿人“围猎”的对象。2014年年底，王岐山同志的安徽桐城六尺巷之行，引发对张英、张廷玉“父子传廉”的缅怀，对淡薄致远、克己清廉之家风的追慕，启示人们思考今天如何防治“家族腐败”。反之，围绕刘铁男父子以及苏荣及其妻于某等案情，究竟是“坑爹”还是“坑儿”“坑夫”“坑妻”的诘问，给广大党员干部及其配偶子女上了一堂鲜活生动的警示教育课。巡视清单上关于“一家两制”等情况的犀利陈词，剑指“为官发财，当属两道”的新家风。当官不经商，经商不做官，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把握公与私的界限，应当成为“修身治家”的必修课。作为领导干部家人，要更加谨慎、更负责任地作出职业、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选择。

（三）交友要有新底线。“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不论是官官相交、官商相交，还是商商相交（国企与民企交往），都必须防止利益冲突、规避利益输送，相敬如宾而不是勾肩搭背，不越雷池而不是不分彼此。特别是官商交往，必须坚守底线，定好基调，既要“明如镜”，又要“淡如水”，进行“等距离交往”，防止被金钱关系或利益关系“绑架”，被糖衣炮弹命中。领导干部要自觉把握好官商交往的“度”，切莫和老板称兄道弟、过从甚密，避免形成不分你我的利益共同体，切勿让自己成为行贿人豢养的“笼中宠”“手中牌”，衍生出权钱交易、渎职腐败等恶果，最终毁掉事业前途和家庭幸福。

（四）社会要有新风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督促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在全社会培育清正廉洁的价值理念，使清风正气得到弘扬。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有重要影响，而党风政风又对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中央铁腕反腐、猛药去疴的强力举措深得民心；执行八项规定“雷声大，雨点也大”，让全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在反腐新常态下，原来社会上盛行的一些“潜规则”逐渐失灵、歪风邪气不断收敛。“官员不想腐，公众不羡腐”的新风正气，成为社会主流。

尽管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步入了新常态，但习近平总书记仍然告诫全党全国，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我们相信，有全党上下齐心协力，有人民群众鼎力支持，我们一定能够打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迎来海晏河清的那一天。

2014年反腐主要数据

2014年，中央纪委对涉嫌违纪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审查的68人，其中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30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272万件（次），立案22.6万件，结案21.8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2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2万人。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5.5万人。全国法院系统审结一审贪污贿赂案件2.5万件、渎职侵权案件5500件。发挥行政监察监督作用，加大对失职渎职行为问责力度，对2.1万人进行责任追究。

专项巡视直切要害

专项巡视，顾名思义，其要害在“专”，特点就是机动灵活，与常规巡视相比更具针对性。可以围绕一件事、一个人、一个下属单位、一个工程项目、一笔专项经费开展巡视。

打法“灵、准、狠”。专项巡视以问题为导向，哪里问题集中就巡视哪里，谁问题突出就巡视谁，目标明确，直切要害。

节奏“短、平、快”。时间短、程序简、频率快。专项巡视一般时间都在1个月左右，比常规巡视少了一半，从而加快了巡视节奏和频率。

人员“专、兼、广”。专项巡视组工作人员中既有具备巡视经验的专职人员，也有来自中央纪委相关纪检监察室、中央组织部相关干部局、审计署等有关职能单位的兼职人员，来源不受局限，因需配人。

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主要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近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2015年是十八届中央纪委工作承上启下的一年，做好今年工作，对顺利完成本届任期各项任务十分关键。

会议明确部署了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的7项主要任务：一是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二是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推动组织和制度创新；三是深入落实主体责任，强化责任追究；四是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驰而不息纠正“四风”；五是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六是加强国际合作，狠抓追逃追赃，把腐败分子追回来绳之以法；七是落实监督责任，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短评

党的十八大至今，仅仅两年多时间，反腐新常态让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天下之势，常系民心。开展反腐败斗争是党心民心所向。有党心民心作力量源泉，我们的反腐败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中国社会一定会迎来干部更加清正、政府更加清廉、政治更加清明的发展新境界。

  策划人：闵勤勤 颜 牛

  嘉 宾：李永忠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

刘 春 中央党校教授

高 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主持人：贾 磊 北京电视台主持人

主持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改进工作作风为有力抓手，坚决查处一批大案要案，加强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提振了党心民心，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关于反腐败斗争和反“四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同样要做好“破”和“立”这两篇文章。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既要着力治标又要注重治本。王岐山同志也曾表示，反腐应该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下一步，我们将如何继续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做到标本兼治、破立并举？请专家详解。

 主持人：治标和治本是什么关系？

刘春：我的理解，治标就好比是扬汤止沸，治本就是釜底抽薪。如果我们把腐败的发生看作“开锅”的状态，在问题集中、社会反响强烈的这段时期内，要集中精力扬汤止沸，灌几瓢凉水，给它降温。釜底抽薪的作用也是降温，二者不可分离，相辅相成。扬汤止沸是瞬间降温的方法，而釜底抽薪是逐步撤火，逐步降温，二者又是上下结合联动的，所以要维持一个均衡、良好的状态，防止“开锅”，就必须标本兼治全方位推进。

高波：中医理论中有一个关于标本关系比较经典的表达，那就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当前是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就反腐败和作风建设而言，应该是治标的关键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五次全会上已经明确地讲了，现在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从工作本身来讲，不敢腐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不能腐和不想腐的问题恐怕还要经过非常艰巨的工作。所以，从当前到今后一个时期，恐怕还是要按照中央和中央纪委的决策部署继续标本兼治、深入反腐。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我们依然在路上。

李永忠：标与本从时间上来说，分为急与缓；从空间上来讲，分为病象与病源；在反腐败上有三个划分：第一，以查处的对象来说，标就是腐败的表象，而本就是腐败的根源。第二，以载体来分，再好的权力反腐都只是治标，治不了本，只有制度反腐才能治本。第三，以效果来分，如果说满足于一时、一事、一地的治疗效果，反腐效果就是治标，如果能保证长期全局性的效果才叫治本。

主持人：治标和治本都是希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我们现在处在什么阶段，或者说治标和治本之间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拐点？

刘春：现在可以说在治标上已经到了非常深入的新阶段。但是为什么现在把治本的问题提出来呢？正是因为治标只是对外在表现和外在病症的一种抑制和阻挡，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及诱发问题的原因。而且治标的工程推进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带出治本的必要性，因为如果不结合治本，或者不在治本上加大力度，治标本身的效力也是有局限的。所以，我们经过两年多大刀阔斧的推进，可以说马不停蹄，我个人判断，目前已经从前一阶段着力治标逐步转向标本兼治、双管齐下的全方位治理的新阶段。可能有些人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说治标到治本存在一个拐点，我个人看，这样的判断似乎把治标和治本变成了前后相接关系，事实上不是这样，治标和治本的关系应该是并行不悖、关联互动，二者本来就是相辅相成，所以如果说下一步要深化到什么样的新阶段，肯定是既治标同时又加大治本的力度，二者相辅相成，整体推进。

高波：尽管我们现在作风建设高举高打，“打虎拍蝇”、高压反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顶风作案、顶风违纪的现象依然在发生，防“四风”反弹压力依然很大。所以，对于反腐败这个系统工程，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几个因素。比如说法治建设的进程，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度，社会运行过程当中公开透明的程度，再比如广大的城乡居民道德自律的水准，等等。反腐败由治标为主转向治本为主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当前来讲我们已经在摸索，处于一个以问题为导向，不回避矛盾，不规避现存的大量严重复杂的问题，进而逐步摸索解决病灶的阶段。

李永忠：标与本，以谁为主之所以会成为我们的一种策略选择，是因为我们腐败的呆账存量很大。呆账存量如此之大，腐败形势极其严峻复杂，而且又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以选择了当前以治标为主这样一个策略。但是，标本兼治关键是要治本，标与本其实没有截然分开，当前以治标为主，并不表示治本没有进行。将来以治本为主，也不代表治标就停止了。

主持人：也就是说，反腐是我们党自我净化的一个过程。要把腐败这个顽疾彻底清除，还需要标本兼治。下一阶段，我们应该如何把现阶段治标的成效依托治本固化下来，推动由不敢腐向不能腐和不想腐去转变？

刘春：我个人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两年多反腐倡廉，起到了使一大批干部不敢腐的作用和成效，这是有目共睹的。进一步深化，当然是要进入不能腐的层面，再上一级层次是不想腐，那就是很高的境界了。不敢腐，不等于不能腐，也不等于不想腐。要做到让官员不能腐，关键是让他没有机会。腐败的发生就是两个相关要素，一个是风险，另一个就是机会。如果风险小，机会多，肯定是腐败高发；如果风险大，机会又少了，腐败自然低发。不敢腐，就是通过增加风险达到减少腐败的效果，下一步就是要通过减少机会，让他们即使想腐败，捞了半天什么也捞不着。

那么，怎样减少腐败的机会？这与习总书记最近提到的“四个全面”后三个紧密相关。比如，全面深化改革。现在落马的腐败官员往往背后都有一个官商利益共同体，这是因为他们身处一个充斥着将权力变现机会的环境中。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绝大部分的任务实际上都是直接或间接消除这种腐败的机会。大刀阔斧改革审批制度就是在刨“烂树”的根，这样才能最终进入不能腐的层面，就是没有腐败的机会。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审判刘铁男时，他在最后陈述中谈到第一次腐败是山东一个民营企业家因为一个技改项目需要国家发改委批就送给了他好处。现在我们回头看，一个工厂的技改项目有必要让国家发改委批吗？一个官员掌握这么多权力，机会太多了，所以肯定有商人一天到晚“公关”，最后就被攻下来了。

李永忠：刚才讲到刘铁男这个案例，他的第一笔受贿发生在中央已经处死了胡长清和成克杰以后，这说明一个副省级和一个副国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被处死并没有震慑到他，他照样敢腐。所以必须要用制度设计来解决，做到不能腐。

高波：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方面提很多治本的建议。从中国的党情、社情、民情出发，我想提4句话、12个字。第一句叫“立规矩”。十八大以来，以“八项规定”为代表，中央以上率下，自上而下力推新风、新政、新常态，令人耳目一新，效果明显。第二句叫“强法治”。廉政和法治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按照法治的思维、法治的方式，健康有序地推进反腐败工作，包括党纪和国法无缝衔接的问题，包括修改相关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在对受贿犯罪的量刑，包括打击行贿人、附加财产刑等方面，包括缺席审判、没收非法所得，为境外的追赃追逃提供法治助力等方面，事实上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第三句叫“推改革”，改革恐怕是解决中国一切困难和问题的总抓手。目前，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也在稳步推进当中，比如说巡视制度的改革、“两个为主”等一系列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信心和希望。最后一句叫“改生态”，实际上每一个官员他的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父母都是社会人，我们一方面要净化政治生态，另一方面还要净化社会生态。现在包括治理党内的潜规则，打掉各种山头，打掉各种小圈子，包括在社会上我们倡导节俭的消费风尚，比如光盘行动、治奢尚俭，治理裸官，打击商业贿赂，等等，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实际上在净化我们的社会生态。社会生态净化之后，不仅官员，包括他们的利益相关人，也包括市场和经营性主体在内都会在一个有规则、有底线的社会环境当中做人做事，这样一来对大家都有好处。

我想，经过标本兼治、破立并举之后，未来美好的愿景，就是官员不想腐、人民群众不羡腐的社会生态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

主持人：中央重拳反腐，大家拍手称快，但是也有一些杂音冒出来，比如有人说反腐导致怠政，认为现在大力反腐让官员变得求稳了，不作为了，等等。专家们怎么看这些针对反腐的杂音？

李永忠：有作用力必然就有反作用力，有强高压的反腐态势，腐败分子必然或明或暗地抵抗，但中央的决心是坚定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是强大的。我到基层调研的时候，听到三句调侃：一是高官有点悬，就是一些腐败的高级干部心里感觉有点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查到自己；二是中层有点闲，就是说中层的领导干部上不沾天，下不着地，闲在中间了；三是下面想找点钱，这是说基层的官员公款吃喝没有了，红包礼金不敢收了，感觉日子不如以往好过了，就想去找点钱。不可否认，调侃中的现象确实存在，但这只是反腐败过程中一时、一地出现的个别现象。

高波：我的理解是，“反腐导致怠政”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大家都知道有人讲“为官不易”，这个完全是在撒娇，我称之为“官娇”，“官娇”撒得最响的一个人就是前不久落马的杨卫泽。这说明撒“官娇”的人往往可能是有问题因而心里没底的人。

还有一种“反腐自黑论”，认为反腐力度这么大，其实是给我党自身形象抹黑。这个说法貌似很有道理，但是仔细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身上很脏，出了很多汗，已经有了浓浓的汗臭味，那么是喷点儿香水更有意义，还是好好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更有意义呢？我们自揭家丑、自我净化，反过来也是更加自信、更有底气、更有能力的表现。我从两个方面提供例证。

一是中国社科院反腐倡廉蓝皮书2013年、2014年两年全国城乡问卷大调查的数据表明，老百姓对反腐败未来的信心度2013年比2012年增长了13.7%。刚刚出来的2014年的结果比2013年的高位又增长了大概11.9%，所以民意始终在上升。二是在APEC期间，中国首次在世界范围内主导通过了一个反腐败的国际宣言——《北京反腐败宣言》。它为以追赃追逃为核心的国际反腐败合作的新秩序奠基。我们看到，那些过去作为贪官避罪天堂的一些西方国家开始配合我们的境外“猎狐”行动。实际上，我们强力反腐带来了很多“反腐红利”，无论是国内的民心红利，还是国际合作红利，都充分说明了我们不但没有自黑，反而是在自净、自美。

李永忠：同时，还有一种“反腐过头论”也很刺耳。我们现在反腐力度如此之大，查处腐败官员如此之多，是因为之前有大量的腐败存量。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如果不下大气力、不下猛药解决腐败的话，还是继续保持“温汤水”，腐败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我们在标本兼治反腐的过程中还要及时破谬论、立正论。

问答环节

 对一把手用权的有效监督是一个难题，从目前出台的举措来看有什么实招，从改革的方向来看，以后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刘春：对一把手的监督难，主要是因为一把手的权力集中，而且各种职能交叉集于一身，这就把难度凸显了。在实践中，对一把手尤其地方一把手的监督难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上级监督远。上级鞭长莫及，发不上力。比如，一个省委书记下面有几十个县委书记，能把名字都叫全就不错了，不要说监督。二是同级监督软。同级班子里，如果一把手像薄熙来、刘志军这样大权独揽，同级班子没有人敢发难。三是下级监督难。最要命的制约因素就是信息受限。监督的前提是知情，连领导做了什么事情都搞不清，怎么监督？所以这就导致一把手的监督是一个盲区、老大难问题。

党的十八大后，一些制度的调整已经在监督一把手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十八大以后党的纪检监察制度的调整，改革上已经迈出了不小的一步。比如说查办案件、人事提名上级为主的“两个为主”。二是强化巡视制度、派驻纪检组作用等。这些体制变革的作用都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加大对一把手的监督。以巡视制度为例，我们之前说过“上级监督远”，巡视组下来，实际上是把上级监督远的弱点弥补了，把上级领导的眼睛、耳朵拉长了，提升了上级监督下级的力度。上监下由远变近以后，实际上改善了同级监督软的问题，巡视组下来了，同级、下级都可以对巡视组揭发、反映问题，把基层的监督资源通过巡视的管道都整合了起来。这些举措起码是短中期效应非常突出，说到长期就是要进行配套改革，包括权力职能的改善，中央现在已经部署和推动，但这是长期的，难以在短时间内显现成效。

 很多网友提出现在制度反腐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这个制度是怎么一回事？

高波：中国特色的财产申报制度，叫“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事实上，这个报告内容范畴还是很宽的，还包括了配偶子女的一些情况，这在很多国家是不用报告的。为什么这个制度过去发挥的作用不太明显呢？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核实、甄别的环节。报和不报一个样，报多、报少一个样，真报、假报一个样。但2014年起，中组部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带领全国组织系统，对于拟提拔领导干部，包括中管干部等的个人有关事项进行了抽查核实工作，把“最后一公里”的缺环给补上了。近期，北京市有3名拟提拔的干部因为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存在问题，已经暂缓提拔了。中部的一个省，有6名省管干部由于在提拔过程中发现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有问题，被直接移送省纪委处理了。

我们要看到，“清淤排毒”的工作还依然艰巨，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出现一些污点干部也不足为怪，但现在最为紧要的是，我们不要让这个制度空转，要让好的制度有好的效果，那就要针对它在执行过程当中的问题源进行调整。我觉得，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有3个前提。首先，得有一个好的“笼子”；第二，得有一个好的“猎手”，“老虎”是不会自己进到笼子里来的；第三，还得有一个好的看守。过去我们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制度的网眼太宽，牛栏关猫，来去自由。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把制度的笼子越扎越密，还要在领导干部提拔、培养、使用的前端，建立一个防错纠错的机制，把前端和纪检系统掌管的末端整合起来。剩下就靠看守的了，利用人民群众的监督，打一场反腐败的人民战争。

刘春：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加大了有关事项报告的检查结果在选拔任用中的权重，让这个制度的威力发挥出来了。这不仅发现了一批有问题的干部，实际上对今后想晋升提拔的干部也是一种震慑。每个领导干部都要想一想，如果想进步、晋升，就要面临一次有关事项报告的审查，不敢再弄虚作假了。所以制度再好，关键都是要用实。

 在“打虎拍蝇”“猎狐”行动中，我们没收了大量的现金、房产、珠宝，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李永忠：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些财物一般有三种处置方式：第一，如果属于违纪的赃款赃物，中央纪委和全国的纪检监察机关会如实地把它上缴国库；第二，如果是违法犯罪的赃款赃物，纪检监察机关随案同时移交司法机关，由司法机关根据最后的审判结果并案处理；第三，如果经查实，既不是违纪也不是违法所得而遭没收的，或是暂时扣押的款物，会把它退还。

短评

专家们围绕标本兼治、破立并举这一主题，为我们勾勒出了十八大以来以至未来一段时期内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和要点，并及时破除了一些荒谬言论以正视听，让我们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了更加系统、理性和全面、客观的认识。我们的讨论告一段落，但深入反腐倡廉的战役还远没有结束，需要全社会继续并肩战斗。

  王香平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围绕这一论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形势下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立规矩，反“四风”，细管严抓见实招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作为一个在中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2012年12月4日，十八大闭幕后不到一个月，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就制定出台了中央八项规定。在同一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讲道：“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定规矩，这是很重要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八项规定是新一届党中央立下的第一个规矩，这就是向全党宣示，党中央要立规矩、定标准、明规范。“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全党看着中央政治局，要求全党做到的，中央政治局首先要做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他本人做起。这种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一级做给一级看的作风为全党树立了标杆，有力带动了党风政风的改进。

2013年5月，按照十八大部署，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活动怎么开展？中央提出要聚焦“四风”，惩治“四风”。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因为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中央提出抓作风建设，反对“四风”，就是提出了一个抓反腐倡廉建设的着力点。反对“四风”，由此成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风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有力的抓手。

一个是落实八项规定，另一个是反对“四风”，一正一反，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这就为全党划出了红线，亮明了底线，红线不能越，底线不能破，表明了党中央的决心和态度。定了规矩，划清界限，就要贯彻执行。针对一个时期以来党风问题已到了“非抓不可”的严重程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和不抓大不一样，小抓大抓也大不一样，只有动真格打硬仗，才能扫除顽瘴痼疾，取得人民满意的实效。”实践经验证明，禁令法规越具体越细致，操作性就越强，成效就会越显著。党中央抓八项规定贯彻落实，看起来是小事，但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八项规定都抓不好、坚持不下去，还搞什么十八项规定、二十八项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之所以抓景区会所、送节礼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之所以抓办公用房、公车配备等问题，就是要从细节处着手养成习惯。据统计，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7606起，体现了中央在这方面动真碰硬、细抓严管的坚定决心。

“四风”问题积习甚深，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针对广大干部群众最担心的“雨过地皮湿、活动一阵风”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活动收尾绝不是作风建设收场，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作风问题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坚决防止反弹回潮,真正让好作风内化为信念、外化为习惯、固化为制度，持续积累风清气正的强大正能量。

无禁区，不封顶，惩治腐败“零容忍”

党的十八大结束后不久，在2013年1月22日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针对近些年来一些腐败分子企图以外逃作为后路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不能让外国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五年、十年、二十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也是反腐败斗争的“丰收年”。论“老虎”级别之高，有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倒台；论数量之多，有万庆良、王敏等40多名省部级干部落马；论复杂程度，有山西的“塌方式腐败”；论地域之广，公安部在全球部署开展了“猎狐2014”专项行动，截至2014年12月4日，已从60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员428名；等等。这充分表明，党中央的确做到了“打虎拍蝇”无禁区，反对腐败无特区，正风肃纪无盲区。

针对十八大后查处领导干部的数量不断攀升的情况，在反腐败问题上，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同认识，有的认为反腐败是刮一阵风，现在打枪，暂且低头；有的认为继续查下去会打击面过大，影响经济发展；有的认为反腐败会让干部缩手缩脚，不愿意干事了，等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予以明确回应，“这些认识都是不正确的”，他进一步指出：“不反腐败确实要亡党，真反腐败不仅不会亡党，而且能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我们党更加坚强、更有力量。”

正是基于这种坚定立场和战略判断，针对一些人担心的2014年反腐败的强劲势头在2015年能否保持或者会有所减弱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保持政治定力，持续强化不敢腐的氛围，持续保持高压态势。要做到这“两个持续”，必须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不变、不减、不泄、不松、不定指标、不封顶，连用“六不”，表明了党中央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强大决心和不变定力。

“千里眼”“侦察兵”，巡视“利剑”震慑强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创造性开展巡视工作，充分发挥了巡视工作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有力遏制、震慑和监督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巡视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不是权宜之计，要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怎样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

首先，巡视组要当好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苍蝇”，抓住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巡视工作内容不能太宽泛，巡视就是要剑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体说来，就是“四个着力”：着力发现是否存在违反党的政治纪律问题，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十八大后两年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云南省原省委书记白恩培等人，山西的“塌方式腐败”案等都是中央纪委根据巡视组移交的问题线索立案查处的。2014年第一轮巡视结束以后，海南、天津、山东三省市查办的涉及“一把手”违纪违法的案件超过400件。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巡视发现的问题线索，凡是违纪违法的都要严肃查处，即使是领导同志工作过的地方，也不能投鼠忌器，要全部扫描；要一网打尽，有多少处理多少；问题多的单位可以把握节奏，分清轻重缓急，但要做到件件有着落，只有这样巡视才能出权威、有威力，群众的期待才不会挫伤。

其次，要让巡视形成更大震慑力，还必须创新巡视形式，通过组织制度创新，增强巡视工作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问题为导向，派出‘侦察兵’，哪里声音大、问题多，就派到哪里去侦察，就像公安系统的110、路面巡警制度。”比如，十八大以来对全国面上的常规巡视已完成一遍，下一阶段的重点就是转向专项巡视。专项巡视的最大特点就是更加机动灵活，根据动静随时就去，让人摸不着规律，可以做到定点清除、精准打击。即便是已经巡视过的省区市，也不是一巡视完了就了事，也可以出其不意，杀个“回马枪”，一方面切实督促落实整改责任，另一方面对新的问题线索深入了解，可以形成更大威慑力。另外，下一步中央巡视组还要加强对省区市巡视工作的领导，层层传导压力，层层落实责任，做到横向全覆盖、纵向全链接、全国一盘棋，上下联动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

明责任，强监督，执行制度没例外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面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复杂严峻，究其原因，主要是近年来各地普遍存在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腐败案件频发但责任追究不够。有鉴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进行了重点部署，最突出的就是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明确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好主体责任，不抓党风廉政建设是严重失职。各级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党委（党组）书记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既要挂帅又要出征，对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四个亲自”为党委尤其是党委书记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

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证明，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制度问题更具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何靠制度更有效地防治腐败，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早在2013年1月22日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第一，必须扎紧制度的笼子，牛栏关猫是不行的。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比如，从近年查处的腐败分子中，方方面面的一把手比例不低，这说明，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由于监督缺位、监督乏力，少数一把手习惯了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因此，抓紧健全权力运行和制约监督体系是首要任务。第二，必须增强制度执行力，真正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制定制度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抓好落实，九分气力要花在这上面。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指出：“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使制度真正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第六编研部二处处长）

短评：我们党以铁腕反腐的行动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全党必须牢记，反对腐败是党心民心所向，惩治腐败是为了赢得党心民心。这是一场严肃重大的政治斗争，必须决战决胜。

编者按：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1月19日，《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公布出台。《意见》强调，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30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一篇“努力做好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讲话，在网络传播中被简略为“四个决不”，其中“决不让西方价值观教材进课堂”被诸多网络媒体引为标题，广泛传播，引起轩然大波。事实上，袁贵仁的讲话原意并非如此，他的讲话是遭到了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故意曲解和攻击。为此，本刊特辟专稿，摘编了《意见》要点、袁贵仁讲话原文以及部分官员、专家学者观点，以正视听。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摘编

重要性

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事关党对高校的领导，事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主要任务

1.坚定理想信念，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

2.巩固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3.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切实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引导管理

4.推动文化传承创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要求的大学文化

5.立足学生全面发展，努力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

基本要求

1.要切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要统一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要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要制定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规划

要着力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实效性

要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

要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引领作用

2.要大力提高高校教师队伍思想政治素质

要着力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

要扎实推进师德建设，落实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要严把教师聘用考核政治关，探索教师定期注册制度

3.要不断壮大高校主流思想舆论

强调要扎实推进高校思想理论建设

要提升研究回答重大问题的能力

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

要切实做好高校新闻宣传工作

要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4.要着力加强高校宣传思想阵地管理

强调要加强校园网络安全管理

要强化高校课堂教学纪律

要完善宣传思想阵地管理制度

加强领导

1.要完善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机制

2.要配齐建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

3.要构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大格局

《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做好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摘编

准确把握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

一是深化理论武装，强化正面引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也是一项紧迫的、常抓常新的工作。

二是直面突出问题，加强阵地建设与管理。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青年师生是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渗透分化的重点人群。要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防范对外开放条件下办学面临的各种意识形态风险，努力在斗争中把握主动，赢得优势。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坚决抵制那些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我们的大学，打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材体系，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坚实支撑。

三是重视网络建设，壮大主流舆论。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必须坚持管建结合、善管善用，按照网络生态和运行规律，综合运用法律手段、技术手段加强网络治理，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使网络这个“最大变量”成为最大机遇。

四是坚持德才兼备，建强工作队伍。要强化高校党委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视不重视、抓得到位不到位，作为衡量高校党委领导能力的核心标准。

不断提高做好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能力

一是树立战略思维，提高把握大势能力。青年大学生是网民的主要群体，高校意识形态很多问题也是因网而生、因网而兴，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网络时代全媒体、大数据等特点，不断增强网络宣传思想工作能力，牢牢掌握网络舆论战场主动权。

二是强化底线思维，提高应对难题能力。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如何赢得青年。正反两方面经验表明，执政的最大优势是赢得青年，执政的最大风险是失去青年，赢得青年就能赢得未来。

三是增强系统思维，提高协同合作能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学校、家庭、社会各个方面，关涉教学、科研、管理各个领域，必须树立系统思维，善打组合拳，不断提高协同合作能力。

四是运用法治思维，提高依法治理能力。要始终把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作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强对广大师生的法治教育，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大家谈

苟仲文（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

高校办学治校的首要问题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建设者的思想保障。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是高校办学治校的首要问题，也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关键所在。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不是听党的话，是不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为奋斗目标，也就是说是不是心中有党、心中有国、心中有民，这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事关党的执政之基，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其意义极为重大。

朱丽萍（天津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

牢牢占领高校这一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阵地

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前沿，既是抵御和防范敌对势力渗透的重要阵地，又是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和斗争的重要战场。近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教育理念、管理模式和培养方式等都在发生重要变化，并且引发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网络技术全面普及，高校师生获取信息的途径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发展，师生思想和行为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大大增强；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高校师生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更加迫切，学术研究领域日益扩展，人们意见表达的渠道和方式日益多样化。这些都要求宣传思想工作必须紧跟时代潮流，不断探索新方法和新途径，牢牢占领高校这一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阵地。

朱善璐（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妥善区分意识形态领域不同性质的问题

对学术理论问题，要提倡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和公平、公正、平等、平和的争鸣和讨论；对思想认识问题，主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等正面教育方法；对政治原则问题，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把握好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教学有纪律这个重要原则，严肃处理公开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行，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节地开展舆论斗争；对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加强防范，决不掉以轻心、听之任之。

靳诺（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高校教师应做到“四个坚持”

我们总是说中国的实践、中国的道路、中国的特色、中国的经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如何做到这一点，哲学社会科学界，特别是高校的这些教师们，应该做到四个坚持。第一，话语体系的建设必须体现我们国家主流意识和核心价值观。第二是要说有创新意义的话，话语体系必须有时代特色，要体现时代的要求，要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第三要坚持中国特色，要讲清楚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突出的优势，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撑，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第四要坚持世界眼光，借鉴人类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应该辩证来看国际上思想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不见得都是负面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防止打着学术自由、学术研究的旗号抹黑我们、涣散我们的凝聚力。我们要有这个意识，保持清醒。

韩喜平（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批评”与“抹黑”性质不同

“批评”与“抹黑”是两种根本性质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善意的批评是指运用坚实的基础理论，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原因，积极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寻找完善治国理政的方案。“抹黑”则是站在历史虚无主义和现实否定主义的立场上，否定一切，故意颠倒是非。对于前者我们是允许的，欢迎的。所以，中央一再提出加强高校智库建设。当然，教育是有选择的，是理性的，是传播正能量的，因而绝不能把社会的最优选择转化为一种偏执的情绪发泄。对于后者，则无需解释，无论是“捧杀”还是“唱衰”，其用意就在于摧毁我们的价值观。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十条写得非常清楚：“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接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思想。”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提出“坚决抵制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大学”是有针对性的，是有理有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张雷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强化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

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出现的震惊世界的苏东剧变事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意识形态“多元化”，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再是指导思想，反社会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不讲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不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去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

高国希（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中的主渠道作用

大学阶段，不只是学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成人”的过程。高校所承担的理论教育任务，就是帮助大学生明确个人在社会发展中如何处理好个人与自我、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世界、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纷繁复杂的信息社会，形成正确的鉴别力、判断力、分析能力，具有清晰、敏锐的头脑。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解决当代中国复杂问题的指导思想。这样的素质、这个立场、这些方法，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而是需要培养出来的，这就是理论武装。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同样也是科学，而且比一般的科学教育要求更高。思想困惑、理想信念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知”的问题，而是与社会、与家庭、与人生、与个人阅历密切相关，涉及知识、情感、态度、价值观、知行统一等问题。思政理论课教育，就要求以中央马工程统编教材为基本遵循，根据学生的特点，以个性化的风格，引导学生从理论学术方面去探究教材中涉及的重要问题；通过批判性学术思维的锻炼，引导学生认同教材的重要判断与命题，进而让学生理解这一学科更深层次的建构逻辑，达到对学科理论的系统掌握。

曲建武（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大学应以育人为核心

大学从来就是以育人为核心的。人育得怎么样？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学生带着什么样的价值观离开校园。今天的大学担负着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好，培养出的学生能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巩宸宇（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辅导员）

加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离不开教师

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离不开教师。一名合格的教师不仅仅是简单完成“授业解惑”的基本任务，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和引导广大青年锻造良好的性格品行、树立正确的政治信仰、坚定理想信念、掌握专业技能，培养他们成为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合格接班人。而一名合格的辅导员离不开“为人师表”的优秀道德品质，离不开鲜明坚定的政治立场，离不开舍生取义、敢为人先的理想信念，离不开“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的大局意识，离不开懂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思想，离不开与时俱进、顺势而上的创新精神。

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党委书记）

进一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和影响力稳步提升，呈现出新面貌和新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和认同度提高了。这种公信力和认同度来自于党中央推行的一系列全局部署、长远谋划、务求实效、深得民心的治党治国治军举措。党的十八大之后仅两年多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成绩显著，党风政风为之一新，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广大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同度提高，信心增强，拥护支持声音高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和认同度也随之明显提高。二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和掌控力增强了。党和人民不断增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自信，也提升了其对多元多样思想观点的引导力、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竞争力、对各种噪音杂音的掌控力，以及开展有理有利有节舆论斗争的效力。主旋律更加强劲高昂，正能量更加汇集凝聚，主导力更加强大从容。三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拓展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提高了，中国与世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更加密切。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加注重历史资源与现实经验的有机融合，更加注重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与兼容并蓄其他思想思潮观念的关系，更加注重坚持思想文化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其开放性和包容性明显拓展，充分展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博大自信和蓬勃生命力。

《人民日报》海外版官方网站

抵制西方错误观点不等于不开放了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努力做好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讲话原文是“坚决抵制那些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我们的大学”，而不是“决不让西方价值观教材进课堂”。袁部长的原意，在现有的政治话语中是相当“平稳”的，既强调了“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开放态度，又强调了“抵制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大学”。但这种政治正确的表述，在网络的传播中，却被简缩成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决不”。这里需要厘清的是，不是说我们抵制西方错误观点，就是不开放了。这两者之间是并行不悖的。要树立一个国家的主体性，肯定不会支持所有的观点，一定会有我们所反对的观点，但要发展，就一定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一带一路”不是很好的例子吗，如果我们不想开放，何必如此大费周折？断章取义，往往是网络话语的通病，恐怕袁部长也是有苦难言。

  赵子建

今后公务员基本工资标准原则上每年或每两年调整一次，调整的基本依据是工资调查比较结果，但调整幅度要综合考虑国民经济发展、财政状况和物价变动等因素最终确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务员的工资合理适度上涨，是各国公务员薪酬制度通行的做法。在我国不少地区，公务员工资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调整，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许多国家对公务员工资的调整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我国公务员薪酬调整的机制现在仍在不断完善。

公务员工资改革重当前虑长远

1月3日，国务院发布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公务员要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公务员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为本人缴费工资的8%，由单位代扣。1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人社部、财政部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和增加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3个实施方案，提出自2014年10月1日起提高公务员基本工资标准，同时将部分规范津贴补贴纳入基本工资。从调整的规模来看，调整后的公务员职务工资标准将由现行的340元至4000元分别提高到510元到5250元，级别工资各级别起点标准将由现行的290元至3020元分别提高到810元至6135元，纳入基本工资的规范津贴补贴从220元至650元不等。从这两个连续推出的重磅政策来看，新一轮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在提高基本工资标准的同时，规范部分津贴补贴。其二，调整基本工资与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同步进行。据统计，两项制度统一实施之后，公务员人均月工资将增加大约300元。因此，本轮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的方向已经很明确：调整优化工资结构，将部分规范津贴补贴纳入基本工资，同时把增加的基本工资大部分作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个人缴费的改革成本。

为确保公务员工资调整今后步入制度化的轨道，本轮工资制度改革还明确提出要建立基本工资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并明确部署了两项具体的制度建设：一是要建立工资调查比较制度。公务员法明确要求，公务员工资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为落实这一要求，本轮改革明确提出当前要建立工资调查比较制度，定期开展公务员与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调查比较的结果将作为合理确定公务员工资水平的主要依据。二是要建立定期调整公务员基本工资标准的制度。本轮改革明确提出，今后公务员基本工资标准原则上每年或每两年调整一次，调整的基本依据是工资调查比较结果，但调整幅度要综合考虑国民经济发展、财政状况和物价变动等因素最终确定。近期基本工资标准将每两年调整一次，工资增长幅度将参考同期物价上涨幅度和同期企业在岗职工工资增长等因素来确定。

基层公务员提高待遇，职务与职级并行

除了调整基本工资与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之外，本轮工资制度改革还对基层公务员的待遇改善作出了专项安排，即在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2014年12月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2015年1月30日，人社部、中组部、中央编办、财政部、国家公务员局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就这项制度的实施进行了动员部署，预计年内该制度将在全国各地陆续铺开。实施这项制度的核心在于切实改善基层公务员的工资以及其他待遇状况。

长期以来，我国公务员职务与职级联系过于紧密，“以职定级”的色彩明显，导致公务员的职业发展事实上只有职务晋升一条通道，大量基层公务员的职务层次被限制在科级以下，级别晋升的空间也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据统计，目前县以下机关公务员占全国公务员总数的近60%，其中有近800万人在乡镇工作。例如在一个县内，县长的职务是处级正职，副县长是处级副职，税务局的局长是科级正职，副局长是科级副职。但在一个县里能够担任县长、局长的人毕竟是少数，对绝大多数公务员来说，现实中往往只有科员和办事员两个职务晋升层次。至于级别晋升，县以下机关的空间也很小。以机关科员为例，按现行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科员的级别共有二十六级至十八级9个等次。2006年4月颁布的《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管理规定》规定，公务员累计五年定期考核结果为称职以上等次的，可以在职务对应的级别范围内晋升一个级别。假设一个科员的初始级别为二十六级，计算下来，如要晋升到十八级，他至少需要45年时间，而45年之后，就算他20岁参加工作，实际上也早已过了退休年龄。

压职压级最直接的后果是基层公务员的待遇得不到合理改善。根据现行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公务员工资主要由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4部分构成。据统计，县以下机关公务员的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都很低，地方附加津贴和奖金占公务员工资收入的近50%，而地方附加津贴和奖金基本都按职务发放，因此，职务成为基层公务员工资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公务员要提高工资，主要靠晋升职务。但是通过职务晋升提高待遇，对绝大多数基层公务员来说，是不现实的。基层公务员晋升职务的需求与基层职务资源的稀缺，是一对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在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就是通过相对分离职务与职级之间过于紧密的联系，弱化职务对公务员待遇的影响，同时强化职级对待遇的决定作用。这样一来，基层公务员也可以在不解决职务的情况下，通过晋升职级，直接改善待遇。公务员达到规定任职年限和级别条件之后，依据其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经过考核后即可晋升职级，职级晋升后，虽然工作岗位不变，但可以享受相应职务层次非领导职务的工资待遇。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资料链接

根据2006年的工资规定，中国国家级正职第1档次的基本工资总和是7020元（4000元职务工资+3020元级别工资），一个正部级官员第1档次的工资是4800元（2510元职务工资+2290元级别工资）。从国务院总理到乡镇一级政府的科员、办事员，共分二十七个级别。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的比例是12 : 1。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公务员的年平均工资是48608元，全国国有企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是51689元。北京市在2003年实施“3581”阳光工资体系，即科、处、局、部级干部月薪分别约为3000元、5000元、8000元以及10000元。据调查，一个北京行政机构的普通正科级公务员，工资不到6000元，副处级将近7000元，正处级7700元左右。

资料来源：《环球时报》

  谭中和

如何处理改革前后待遇水平的合理衔接问题，既是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也是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其中，解决好“中人”的待遇衔接问题，是改革顺利实施的关键环节。

最近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对完善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体系，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如何处理改革前后待遇水平的合理衔接问题，既是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也是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按照“老人老办法”原则，“老人”的已有待遇不会降低，而“新人新制度”确保了“新人”实行新机制，“基本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做补充”的制度模式，可以有利于新人退休后的总体待遇保持较高水平。因此，如何解决好“中人”的待遇衔接问题，确保其待遇水平不因改革而降低，是改革顺利实施的关键环节。

准确理解“中人”的制度设计

所谓“中人”，即这次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2014年10月1日）前进入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的公务员或职工及改革后退休的人员。因此，这里的“中人”既包括已经工作了30多年甚至40多年的人，也包括刚进入公务员队伍或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为何要设置“中人”？当然，改革最简单的办法是不设“中人”，即“中人”既不缴费、也不改革待遇计发办法，仍执行原来的退休制度。只有改革后加入公务员队伍或事业单位的人员参保缴费。尽管不设“中人”可确保机关事业单位现有职工待遇不降低，有利于稳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队伍，易于推行改革和易于操作，但改革的不彻底性将使两种制度长期保持“双轨”运行，新老两种制度并行时间将持续40年左右，既不利于单位的人员管理，易引发很多攀比矛盾，又难以解决养老保险制度长期“双轨制”的问题，还可能引发其他群体攀比。

而设立“中人”，并使其从改革开始实行缴费，以前的工作年限视同缴费，按照新制度计发养老金和参加待遇调整，并建立职业年金。一方面保证改革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待遇水平不降低，保障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彻底破除多年的养老保险“双轨制”，符合选取改革最大公约数的要求。同时，设立“中人”的方案也符合国家关于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延续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一贯做法，维护了政策的统一性和公平性。

“中人”过渡的国内外做法

如何实现“中人”过渡，是世界各国在养老保障改革进程中面临的难题之一，事关改革的成败和改革的成本。从国际上看，为保证新制度的顺利实施，所采取的办法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设立一定的过渡期，采取措施保证过渡期内的“中人”的待遇不降低；二是允许在过渡期内退休的人员选择继续以旧制度方式退休，或者选择新的制度退休；三是过渡期的长短依各国国情和新旧制度情况而定。有的国家选择了较长的过渡期，基本上相当于改革从新人开始，而有些国家则选择了较短的过渡期。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采取的是“中人”逐步过渡的办法。《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指出，实施前参加工作、实施后退休且个人缴费和视同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人员，按照新老办法平衡衔接、待遇水平基本平衡等原则，在发给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基础上再确定过渡性养老金。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运行实践已经证明，“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逐步过渡”符合我国的国情，也是这次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所采取的重要政策。

如何实现顺利过渡

应该说，设立“中人”最大限度保全了“中人”既得利益，可以实现制度平稳过渡。具体措施是：设立过渡期，调节计发参数。即：通过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上采取技术手段，实现“中人”待遇的平稳过渡。按照制度设计，对“中人”在发给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基础上，再发给过渡性养老金，并同步建立职业年金。通过对多套计发参数的组合进行测算论证，设立一定时期的过渡期，采用不封定老办法退休费计发基数、统一过渡系数（与企业相同）、用改革时个人的实际缴费指数作为视同缴费指数，并在过渡期内实行新老办法对比，待遇“托底限高”的办法。一是过渡期限的设置经过科学测算确定，通过若干年的过渡，使各类人员实现平稳、平滑过渡；二是不封定老办法退休费计发基数，通过调节其他计发参数，实现过渡期内新老办法的平稳过渡；三是由于所有“中人”都有过渡性养老金，调整过渡系数会持续对养老金水平发挥重要影响。为统筹考虑企业、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过渡系数基本采用与企业计发办法相同的过渡系数。

为了确保平滑过渡期内无法实现待遇平稳过渡的人员（主要是由于工龄较短）待遇不降低，对过渡期内退休人员用统筹基金按老办法补齐待遇差；新办法养老金超出老办法的人员，超出部分以每年增加一定比例的办法发放，直到过渡期末年按增加部分全部发放，这样既可防止有些工龄较长的人员的新办法养老金增长过快，又可实现过渡期内与过渡期后人员待遇的平稳衔接。

可见，“中人”逐步过渡的办法可以使过渡期各年的待遇差异缩小，实现平稳平滑过渡。同时，从资金渠道来看，将由统筹基金弥补待遇差部分，统筹基金缺口由财政负责兜底，由此确保“中人”待遇不降低将不受单位供款渠道的限制。

（作者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养老保险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伍振军

《意见》适时出台，针对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行为、交易机构建设、行业发展等三个层次存在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指导、管理和规范，意义重大。

2014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印发。《意见》的出台，是保护农民权益、促进农村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更为农村产权交易提供了制度保障。

规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行为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行为主要涉及交易品种、交易方式和交易主体。《意见》针对交易行为，一是规范了交易品种。近几年来，四川、湖北、浙江、江苏等多个地区相继建立综合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所，各个机构可交易的产权品种多种多样。涉及的产权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再到农村房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等各种产权。品种较少的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只有3种，而昆明泛亚农村产权交易所、温州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等都超过10种。但实际上，我国部分农村产权权能是不完整的，比如农村宅基地，《物权法》只赋予宅基地“占有权和使用权”，没有“收益权”和“处置权”，一些重要权能如抵押权、担保权、继承权没有落实给农民。同样，大部分农民对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只有收益权，还缺乏抵押、担保、处分权能。过早地将这些权能不完整的农村产权推进市场，必然会损害农民利益，埋下隐患。针对这些问题，《意见》适时指出“农村产权类别较多，权属关系复杂，承载功能多样，适用规则不同，应实行分类指导”。《意见》对于交易品种只列举了包括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林权等8类产权，并不包括现在一些农村产权交易机构列为可交易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集体资产股权等品种。

二是规范了农村产权受让方。大多数交易机构都没有对农村产权的受让方身份进行限制，我国现行政策文件对非成员资格者使用农村宅基地做了严格限制，大部分地区对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购买集体资产股权也作出限制，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还不能在集体经济组织之外实现有偿退出。《意见》明确指出：“除农户宅基地使用权、农民住房财产权、农户持有的集体资产股权之外，流转交易的受让方原则上没有资格限制。”可见，对宅基地使用权、农民住房财产权、集体资产股权的受让方还是有限制的。

规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机构建设

继2008年10月成都市正式成立农村产权交易所后，近几年全国各地陆续成立农村产权交易所，这些交易机构大部分以营利性为主。尽管农村产权交易主要由市场机制来主导，但这需要严格的制度来保证交易的完整和顺畅。这些至关重要的制度，包括政策法律支撑、政策法律信息咨询、产权确权登记、资产评估、产权核实变更登记、产权抵押质押、纠纷处理和仲裁等主要由政府和社会中介来完成。

但从目前来看，农村产权交易机构普遍存在着定位模糊、市场定位不统一等问题。现有的农村产权交易机构有的是企业性质，有的是事业单位；有的设立在国土部门，有的在农业部门；以致有人担心企业法人的服务机构为了赚钱会与农民争利，打击农民进场规范交易的积极性。

针对这些问题，《意见》指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是政府主导、服务‘三农’的非营利性机构”。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农村产权交易机构的性质，将其定位为基础性、公益性工作。《意见》指出“实行市场建设和运营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通过采取购买社会化服务或公益性岗位等措施，支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和管理信息网络平台，完善服务功能和手段”，也进一步厘清了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明确了政府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规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行业建设

目前多数地区流转交易的主要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权，但只有部分发生在场内，即全国800多个县（市）、13000多个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内；林权交易也只有部分发生在全国1200多家依托林业管理部门设立的林权流转服务中心内。据统计，2013年转包（租赁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其他成员）的土地流转比重高达46.9%，另有6.2%的互换，5.0%的临时代耕，还有一部分自发进行的出租（租赁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外的承租人），占比为31.7%。可见，土地流转大部分是农民自发进行的。其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土地流转是农户之间的熟人交易，加上单个农户流转的土地面积小、交易金额低，去场内交易需要去交易所了解交易规则、熟悉交易过程，这些都需要时间和精力，大多数农民不愿意去场内交易。可以预见，部分综合交易机构通过农村产权交易取得的收益也十分有限，甚至难以维持下去。温州市首家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介机构——瑞安市中禾土地流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仅仅存在了两年多，就在2013申请吊销营业执照。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意见》明确了政府对市场的指导和监管责任，提出“设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要经过科学论证，由当地政府审批”，有需求再建设。《意见》同时指出，各地要加强统筹协调，理顺县、乡农村产权流转服务平台与更高层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关系，统筹利用现有的各类交易市场来组建综合性交易市场，为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找到现实依托。同时，《意见》也提出“探索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其推动行业发展和行业自律的积极作用”，为整个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行业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孙壮志

国际反腐合作是中国面临的新课题。一方面，外逃的贪腐分子及其带走的财物不断增多；另一方面，我国到境外打击腐败遇到很多难题和障碍。

随着经济全球化，腐败这一世界性的痼疾也迅速国际化，防范和打击腐败，成为当前国际合作的新焦点。随着中国反腐败斗争的日益深化，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境外追逃追赃遇到的一些困难和挑战。

国际化的腐败问题

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层以雷霆万钧般的反腐决心与力度“打虎拍蝇”，一些过去疏于监管的问题和漏洞逐渐暴露出来。比如，“裸官”问题；再比如，境外投资的国有企业，实施项目时对资金流动的风险防控往往鞭长莫及。出于亡羊补牢的考虑，各级各地根据中央要求，对“裸官”现象进行治理，规定不得提拔重用“裸官”；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关键岗位人员的出境管理；对国有企业的巡视和审计也向境外项目延伸。

反腐败的国际合作是中国面临的新课题。一方面，外逃的贪腐分子及其带走的财物不断增多。据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逃的党政干部、事业单位和国企高管为1.6万至1.8万名，携款超过8000亿元。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2008年至2013年5年间，共抓获外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这些数据表明，还有不少贪腐分子在逍遥法外，追缴的赃款数额有限，仍需进一步拓宽打击的渠道。

另一方面，我国到境外打击腐败遇到很多难题和障碍。最主要的就是法律制度不接轨，犯罪衡量标准不同。有的国家规定政治犯、死刑犯不引渡、不遣返，引渡的法律程序比较复杂；一些西方国家甚至以所谓的“人权”为借口，客观上又为中国的腐败分子提供了避风港。到境外抓捕腐败分子和追回贪腐资金需要相关国家的支持，目前，中国虽然与近70个国家签署了司法互助和引渡协议，但还有一些国家尚未签署，有的国家签署了但迟迟未能生效。

构筑多边反腐平台

腐败分子为了逃避打击，利用国际金融工具从不同渠道把贪腐资金转移到境外，并通过“洗钱”使贪污资金和财产合法化，给调查取证造成困难。正因为如此，中央高度关注，“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逃追赃、遣返引渡力度”被写入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文件。2014年公安部实施“猎狐行动”，从7月22日至年底，部署全国公安机关集中缉捕逃往境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仅3个月就从40余个国家抓获嫌疑人180名，成绩斐然。但也要承认，我们缺乏更多的手段和方式，限制了战果进一步扩大。

当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在反腐败领域的合作。联合国及一些区域组织也把反腐败作为跨国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不仅积极参与，还是一些国际合作的倡导者。中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首批签约国之一，利用该条约可以扩大追逃的范围。比如，中国和加拿大尚未签署引渡协议、与澳大利亚签署了但未生效，导致一些贪官滞留加、澳不归，但两国同意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考虑中方的相关引渡请求，因为它们是该公约的缔约方。

有效实现境外追逃追赃，对内应建立高效的协调机制，对外要借助各种国际平台，争取更多国家的理解和配合。2014年10月，由中央纪委、最高法等8个单位的负责人组成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建立动态的外逃人员数据库，加强国际反腐败执法合作。中国充分利用各种国际机制和平台，如担任APEC主席国期间，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与重要国家探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利用上海合作组织、G20峰会等各种场合在反腐败领域主动寻求更多国际共识。

积极运用法律手段

国际间境外追逃一般依靠引渡和遣返等方式，需要履行严格的法律程序，还要依靠双边司法和执法合作，有一定的局限性。截至2014年7月，中国与38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但其中86%是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腐败分子出逃往往首选去西方国家，利用这些国家所谓保护“投资移民”的利己政策，使中国的境外抓捕和追缴赃款遇到了许多人为障碍。我们要促使相关国家采取遣返、驱逐出境等行动，需搜集和提供各种证明材料和违法证据,诉讼期拖得比较长。如名噪一时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角赖昌星，1999年出逃加拿大，2011年7月才被遣返，历时13年。

虽然追缴境外非法资产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可以使外逃贪腐分子失去境外生活的经济来源，但首先要证明这笔钱是非法所得，请求对方国没收，然后再返还中国，每个环节都要把握得当才可能最终完成整个程序。对于追赃没收资产的处置，按照国际惯例还要与协助国分享。在美国，分享被没收资产的比例取决于当地有关部门在执法合作中作出的“贡献”——重大协助比例高达50%80%，较大协助比例为40%50%，提供一般便利在40%以下。这样下来，即使我们成功拿回赃款，资金往往要损失大半甚至是全部。

总之，境外追逃追赃，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源头防治。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贪腐分子携款在境外找到栖身之所，确实难以避免，跨国追逃追赃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能放松。国内反腐是境外追逃的基础，只有持续保持高压的力度，真正形成不敢腐的氛围，同时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建立效率更高、覆盖更广的追逃机制，完善法律与制度的刚性约束，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分子逃往境外的机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