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化改革使中国成功地由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市场化改革”是改革的基础取向,没有市场化改革,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但也应该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政府职能还存在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新形势下,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破除壁垒,最大程度赢得市场化改革红利?请各位专家详解。

话题现场

专家论道

 

主持人:《时事报告》主编 闵勤勤

 

 

●   市场化改革带来诸多红利

 

  主持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化改革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红利?解决了哪些问题?

  聂高民:市场化改革红利可以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中找到答案。市场化改革究竟解放了什么?一是解放了“人”。改革把人的积极性从束缚了的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粮食产量从改革初期的5000亿斤快速增长到1984年的8000亿斤。到80年代中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缩小为1:1.8。改革引入到城市以后,调动了多数人参与经济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从企业的责任制、承包制改革一直到引入股份制、公司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走出了一条市场取向的改革路径,同样着眼于解放人,让人人都关心市场和改革。二是解放了“资本”。过去我们长期是讳言“资本”的,国有企业从原来的不谈利润的状况,逐步实行了资本化。民营经济、非公有制企业也只有在“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发展。目前中小企业就业量已经占到80%,对GDP的贡献超过一半。按照现在的统计,1978~2012年这35年GDP年均增速是9.8%;从人均国民总收入(不同于人均GDP)来看,改革开放初期的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在全世界排在只能倒数的末端。到2012年,在214个国家和地区中,我们排在第112位,到了中间的水平。可以看出,虽然我们仍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充分说明市场化改革极大解放了我国的生产力。

  邓郁松: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在什么地方?这点需要认清,这是下一步推进改革的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了,非公经济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在市场规则建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虽然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和35年前比,和15年前比,确实进步很大,比如对市场准入和政府职能的认识,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共识在显著增加。

  李佐军:从狭义方面来讲,市场化改革的红利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经济增长迅速,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二是结构优化,主要表现在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方面得到了较快推进。三是质量提升,最突出表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从广义方面来说,市场化改革红利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从国家层面来看,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二是从企业或者从个人层面来说,30多年来各种权利得到了更多的保障,特别是产权、自由选择权、平等交易权这三大权利得到了更多保障,由此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市场化改革所解决的问题,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消除了很多思想障碍。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大解放、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很多思想禁区被突破了,消除了很多思想障碍。二是消除了很多体制障碍。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解放了生产力。三是中国真正走向了全球,参与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   推进市场化改革还有不少壁垒要破除

 

  主持人:在进一步释放市场化红利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破除哪些壁垒,才能最大程度地使市场化红利得以发挥?

  邓郁松:壁垒在什么地方?举个例子,有位记者曾经采访我,说很多理财信托基金进入房地产领域,大家都很担心。我就问了一个问题,行业有很多,资金为什么偏选房地产?从传统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到光伏、风电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很多都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资金敢进入吗?不敢。但像铁路、石油这样一些行业,政府又管得很紧,客观上还是有一些壁垒。这些壁垒恰恰是下一步要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地方,就像在改革开放之初要寻找一些新的领域突破一样,寻找还有活力可以释放的领域,这是我们推进的重点,需要破题的地方。此外,资源要素的配置和以前相比有哪些差异,通过市场化来配置资源在哪些方面还与改革目标有差距,这些都是我们进一步释放市场化改革红利的着眼点。

  李佐军:壁垒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从障碍角度来看,最关键的是要克服两大障碍:第一是观念。针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看法,反改革的思想观念还存在。改革者本身也有思想障碍的问题,比如对未来改革的某种担忧和恐惧,担心改革会引发一些问题,造成一些不可控制的局面,担心改革得罪人,等等。第二是既得利益的障碍。我们必须承认,30多年的改革一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很多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无疑会成为下一步推进改革的重要障碍。既得利益集团有不少,比如说房地产领域的利益集团,利用这十多年来特殊的制度环境成长起来,跟政府、金融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从难度角度来看,市场化改革要化解两个难点。一是协调难度加大。过去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搞经济体制改革,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今后要推进全面改革,全面改革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在内的“六位一体”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涉及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和宏观调控改革等,协调起来就很难,更何况现在是“六位一体”的改革,协调的难度就更大。二是改革的内外部环境有了新变化。从外部环境来看,现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很多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开始警惕,周边局势也有所恶化,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等层出不穷,整个外部环境不如以前了。从内部环境来看,也有了新的情况,过去是10%左右持续的高速增长,现在开始进入到6%~8%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各种矛盾开始显现,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些难点。

  聂高民:有两个大视角需要看到。第一个大视角,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还没有最终完成。就“市场”来说,一是从外在形式看,市场规则不统一的问题很突出。地区和地区之间不统一,不同所有制之间不统一,因此出现平等竞争方面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各类企业要平等竞争,不是说市场准入不需要,问题是市场准入不能特指,不能行政操纵。应该是一个标尺,但这个标尺对于你我他都是平等的。过去,地方竞相招商引资,一个是下达任务,再一个是供应廉价土地,甚至还有减免税,搞得整个市场非常混乱。美国有50个州,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宪法,但是在商法方面,联邦政府是要统一管的,要管全境市场的规则统一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市场壁垒的问题。二是从市场构成看,商品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但有着更重要意义的要素市场化程度发展滞后,包括资本、货币、技术、土地、资源、劳动力等重要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任务依然艰巨。

从第二个大视角看,2000年以后遇到的突出问题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简单说,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因此需要转型。转型和市场化究竟是什么关系?经济可持续发展跟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有重大关系。比如产业结构调整:有一些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也有一些新兴、创新性产业需要重点支持发展。应该说市场本来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但需要培育市场,规范市场,引导市场,而不是政府代替市场,核心问题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支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形成经济转型的内生动力。

 

●   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主持人: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还要处理好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该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聂高民:中央政治局原常委李长春讲过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说猫本来是抓老鼠的,但是怎么鼓励它抓老鼠呢?就是整天喂它吃鱼,结果把猫弄得不愿意抓老鼠了,整天盯着要吃鱼。这个故事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很多改革任务,怎么落实好?就是要发挥市场内生性的动力,例如资源环境问题也需要建立良好市场机制,让企业感到节约资源是有利的,不节约资源混不下去,如此一来,就把政府要求改变成自己主动改,把少数人的工作转变为多数人的工作,这就是市场的魅力。

  李佐军:政府应做六件事情:一是党和政府一起要做好新一轮改革的思想发动工作。改革是新阶段、新时期的重要工作,必须形成合力,凝聚共识。二是强化组织协调。改革包含六大领域,涉及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又面临很多难点,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所以,要发挥各级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作用。三是制定改革规划。像以前制定社会发展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建设规划一样,通过改革规划明确改革的目标、原则、重点、保障措施等。每年也要有改革的具体计划,这样才能把改革落到实处。四是推进改革的法制化。国务院领导曾在一次会上说到,过去搞了很多改革试点,不能不了了之,改革试点最后要上升到国家层面,把它变成法律法规,才能指导今后的改革实践。改革要有秩序地进行,一方面我们要鼓励改革创新,不能条条框框太多,但如果改革试点比较成熟了,已经探索很长时间了,就要法制化,变成规则,让全体老百姓受益。五是进行改革的真试点。过去搞了很多改革试点,实验区、示范区很多,有些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上争取特权和优惠,向上面要帽子、要钱、要项目。这是假改革、伪改革。真正的改革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解决权利的优化公平配置问题。改革不是要特权,恰恰要去掉特权;不是要优惠政策,而是要公平竞争。六是创造改革的保障条件。改革也需要钱,需要人,需要权,是有成本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各种条件保障好。政府在市场化改革中不要做什么?主要有三个:一是不拖延。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面临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改革拖不起了。现在中央下了决心,我们看到希望,但具体落到一个个的地方,一个个的部门,是不是也是这样理解?不一定,有的地方或者部门可能会拖延改革。二是不恋权。现在很多改革就是改政府自己,就像李克强总理强调的要简政放权,要分权,具体到某一个政府部门来说,不能再恋权了,这个也舍不得放,那个也舍不得放,都抓在手里的话,改革就没法进行。三是不搞假改革、伪改革,要搞真改革,不能打着改革的旗号增加自己的权利,制造不公平竞争。

  邓郁松:政府在破除壁垒的过程中转变,无外乎四个方面:一是简政放权。在市场能够进行自我调节的领域政府要坚决退出。以前一直在讲正面清单,你能干什么,我都告诉你,你到我这儿来审批、备案,我来批准你,程序很复杂,给政府很多的所谓裁量权。还有所谓的地方保护、部门保护,所有的登记都要到我这里来层层审批,而且有些项目当地企业可以做,外地进不来,还有所有制方面的歧视。改变这种情况,就要改变行政审批制度,包括投资体制改革。二是在简政放权的同时,政府要把自己该做的事真正地做好。即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维护市场秩序。这一块儿是政府该做但没有做到位,今后要补上。三是合理调配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解决政府错位的问题。中央政府就这么多人,想管的事儿很多,就意味着很多事儿做不好,所以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合理的事权划分,各负其责。四是解决政府管理效率和服务的问题。如今政府服务这方面还不是令人很满意,需要政府把一些权力适当下放,更多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包括通过事业单位改革,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来实现。社会服务领域要引入竞争,通过竞争不断提升政府的管理效率。

  聂高民:政府对市场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培育市场。培育市场靠什么?还是要靠改革,靠创新。政府要跳出体制搞改革,要对市场有一个培育的过程,如果政府错位的话,本来应该是培育市场,结果自己去当运动员了,这就会阻碍市场的发育。二是规范市场。市场自身形不成规则体系,政府要做必要的引导。这方面还是相对薄弱,很多方面权力体系不完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包括政府行使的权力和责任也不对等,建立规则是政府需要做的。至于说“市场失灵”,要想想是原有市场的参数有问题,还是规则有问题,有的“市场失灵” 是政府不正确作为形成的。三是监管市场。有了规则以后还要监管,但这种监管不是审批性的管,而要树立现代监管理念。比如说,我们在国外某些国家坐地铁,机器售票,自己买票,自己上车,下车也没人检票。但是,一年不知道哪一次抽查,只要抽查出一次你没有票,就认定你365天坐车都没买票,要乘以365天罚你,这叫监管。反观国内,要卖票,还要检票,弄一大堆人,这叫审批,这是多大的社会成本!四是调控市场。市场经济就是要调控市场,应以经济手段为主,但实际操作中,我们对经济手段的理解还不透彻。以为罚款就是经济手段,其实仍是行政手段;以为只要部门立法,说我有这个权就叫法律手段,这也不对,正确的法律手段应是让市场主体自主运行,对其进行抽查式的、事中和事后的监管。我们总要设一个门槛,导致社会成本很大。为什么要简政放权?就是要减少社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因此,更深刻的东西还是要转变思维,创新管理方式。究竟怎么调控、如何监管?放了审批权就觉得“失重”了,感到工作没抓手了,放了审批权就不负责任了?不是的,审批权得放,责任还得你负,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要用创新方式手段来管理,这是非常大的考验。这里面还有大量过程性的、突发性的矛盾例如治理产能过剩,但大的趋势肯定是市场决定基础上的政府治理,就是走向现代国家治理,现代政府治理。

  邓郁松:到现在为止,整个改革的难点并不在企业,也不在行业,实际上还是在政府层面。随着市场体系的发展,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原来设立的一些规则已不适应新的发展需要了,这就要求相关的政策法律体系也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完善。我们要对相关政策法规进行梳理,不梳理,新的改革几乎就得不到很大的改革红利。

 

●   深化改革,关键是要动真格求实效

 

  主持人:刚才李老师提到,政府不拖延、不恋权、不搞假改革,实际上真正推行起来是很难的,作为地方政府怎样才能真正做到这几点?

  李佐军:真正做到这几点靠三方面:一是靠中央领导。中国是按照层级来管理的国家,如果中央领导带头做出榜样,同时对各级党委政府提出明确要求,就像现在抓作风建设一样,以前以为很多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但现在不是也做到了吗。二是从地方政府自身来看,核心问题还是转变职能。原来喜欢抓经济工作主要是为自己要权要钱,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政府职能要转到主要抓市场秩序、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方面,真正为老百姓服务,真正做到职能转变之后,自动就转过来了。三是需要老百姓的监督,包括新闻舆论的监督。新一届中央领导非常重视,包括国务院将每年做的事情列一个清单公布于众,接受监督。今后的改革也要这样,将改革的一项一项工作列出来,接受社会监督。公开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知道了就可以监督了。这三个层面一起联动的话,没什么做不到的。

  主持人:改革和我们的日常工作有什么不同?能解决什么问题?

  聂高民:一般的政策是体制内的环节,改革是跳出体制看体制,不能受到体制现有流程的制约。实际上原来的这些改革,大量的受到体制内现有流程的制约,你说你有积极性,碰几次壁你就没有积极性了,说你这个违规,说你这个违法,最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改。这实际上还是对组织体系提出了一个要求,也是现阶段的一个特点。

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配套的过程,但是必须要有突破口,当前的突破口就是简政放权。简政放权拉动其他不配套的东西产生一种紧绷现象,这种紧绷现象催促我们马上去改,去修补不足。因此,有些问题解决要有一个过程。至于说中间层积极性不高,这也是一个过程中的问题,是与20世纪90年代时期改革不一样的地方。那个年代的改革走在法律前面,打破条条框框。邓小平说,不要像小脚女人那样,但现在在整个制度细化的情况下,改革就要顶层设计,解决观念的问题。总的来讲,新一轮改革大的趋势肯定是要起来的,我们再也拖不起了。

链接一:政策

  1.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部署,主要有:

  一是进一步改革投资审批制,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决定》要求,除关系国家安全、生态安全、重大生产力布局、重大公益领域、战略性资源开发等少数项目外,一律放开由企业依法自主决策。强化节能、节电、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监管。以行政审批、部门倾斜为特征的投资管理和产业政策,要转向主要注重社会公益性的市场准入监管;政府尽量减少事前审批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从银行贷款角度看,银行需要更多关注产业的市场准入标准,自己把好关。

  二是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决定》要求,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统一的资产负债表,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推动数据共享。

  三是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物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对政府而言,应当牢固树立“法不授权即为禁止”的依法行政理念。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部署主要有:

  在放宽投资准入方面,推进金融、教育、文化、服务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扩大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在区域开放合作方面,提出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3.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2014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取消或简化前置性审批,充分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推进投资创业便利化。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全面清理非行政审批事项。在全国实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落实认缴登记制,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由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报公示制度,让市场主体不断迸发新的活力。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链接二:高层声音

  •    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凡适合市场、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交给市场和社会组织承担,政府办事不养人、不养机构。

  为了最大程度减轻改革阻力,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很多利益之争,其实是认识之争,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争,是存量和增量之争。

  如果说中央政府改革是上篇,地方政府改革就是下篇,如果上动下不动、头转身不转,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就可能变成‘假改’、‘虚晃一枪’”。

  ——李克强

  •   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并非一日之功。那些手握权力心有杂念的人,不愿意让自己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更不愿意自己的权力使用受到监督和约束。所以探索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必须克服三大挑战。一是权力越位。二是监管失位。三是阴奉阳违。

  ——上海市委书记 韩正

  •  国有企业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的少数,甚至是个别企业外,都应该实行股份制,其中处于混合经济的应明确哪些是绝对控股,哪些是相对控股,或者不控股的股权结构。按照市场导向和优胜劣汰的原则,有些就要退出市场,实现民营化。对公有资本的优化进退要作出具体的方案。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 李毅中

  •  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放”和“管”两个轮子都要圆,这样“车子”才跑得稳、跑得快。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核心课题。用100%带动100%,只等于1;用1%带动99%,那才叫本事,才能使各种所有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 楚序平

链接四:观点

  资本的力量不在资本本身的多少,而在于资本所控制的范围,它能掌握的资本量是多少。假定一千亿的资本,全是国有的,那国有资本就有一千亿。假定50%就能够控制全企业的话,那一千亿资本可以控制两千亿的资本量,如果四分之一就能够控制,其余都是分散的小股东,20%就行了,那一千亿资本控制四千亿资本。
——著名经济学家 厉以宁

  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研究开发、收入差距……这些都是第二代改革不可回避的任务。第二代改革是新的长征,要比第一代改革困难得多,原因在于“有的改革成本近在眼前,但收益却在遥远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 何帆

  整个改革面临着很大的阻力,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一是政府本身。
  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改革最大的风险和阻力,而政府自身对改革的阻力可能是政府的惯性,也可能是传统的思维定式。来自政府的阻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统的观念和价值,比如管得过多过死、政府部门很强势;二是审批改革,行政审批事项太多,而部门审批越多,部门权力越大,拿掉这些审核许可等于“割肉”;三是部门利益,政府工作难度最大的就是协调,而协调不好很大原因就是部门利益在作祟。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汪玉凯 

  政府“瘦身”后,更要“健身”。放权不等于“放手不管”,以政府自身建设促进行政体制改革,以公开透明为重点,努力走出一条以阳光政府带动廉洁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新路。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复旦大学副校长 蔡达峰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公有制经济也好,非公有制经济也好,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两个“都是”意味着不要去分什么老大老二,过去老说国有企业是共和国长子,今后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比如私有经济,应该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

  为激发各种所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一是要同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二是要赋予各种所有制经济同等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的权利;三是要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的市场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卓元

链接五:数字

链接五:数字

   100余份改革性文件出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据初步统计,截至2014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已出台改革性文件100余份。省区市党委和政府已出台200余份改革性文件。 

——新华社

  400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再次取消和下放64项行政审批事项和18个子项。至此,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达到约400项。              ——新华社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完成60%任务

  本届政府成立之初,国务院各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共计1700余项,取消和下放其中的1/3,就是567项。本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用一年时间,完成了6成任务。下一步需要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约205项,“消化”这205项,还有4年时间。

  ——人民网

  专题制作:孙爽  责任编辑:王志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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