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流动明显提高,社会活力显著增强,“鲤鱼跳龙门”曾是民间对“向上流动”形象生动的比喻。进入新世纪以来,“跳不出‘农门’”却成为社会中下层群体对向上流动难度大、通道不畅这一感受的自我调侃。那么,当前社会纵向流动状况到底如何?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存在哪些难点?有哪些对策?请专家详解。

话题现场

专家论道

 

主持人:《时事报告》副主编  赵鸿文

 

难在户籍及其附着的权益、福利不平等,群体之间流动机会不均衡

 

   龚维斌:社会纵向流动有两个评价标准:一是合理,二是充分。合理是质的规定,就是流动要公平公正;充分是量的规定,就是流动要有一定的数量。我们将改革开放前后进行对比来看,整个社会的纵向流动确实是大大增加了。但如果把改革开放这30多年分成两段,前十几年和后十几年对比来看,我们发现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有些传统的体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新的体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新老交替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新问题,让人们感觉到社会纵向流动越来越难,底层社会向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小,向上流动的速度越来越慢。

   李春玲:总体而言,这30多年社会流动率一直是上升的,如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还会持续上升。所以,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但为什么大家对社会流动有一些忧虑呢?最主要的还是机会不平等、不公正的问题,就是某些群体向上流动变得缓慢化。

   苏海南:从这点来说,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首要的就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分割的壁垒,改变存在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改革不是宣布取消农村户口或是统一城乡户口身份就行了,关键是要改革城乡两种不同的福利体制,减少户籍对相关权益的粘附功能,减少户籍对劳动力的束缚和对人口流动的负面作用。尽管户籍制度改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方向是明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王道勇:短期内开放大城市的户籍可能非常难,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面临的阻力会很大。但有一种方法,就是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方法,落实到实践中可以采取积分制。外地户籍劳动者在履行了一定义务之后,就可以享受一定的权利。政府可以搭这个“梯子”,把权利和义务对等起来,逐步实现外来劳动者户籍身份的转变。在这方面,广东中山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现在广东全省都在进行积分制入户的改革探索。<<详细

 

难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推动底层向上流动的功能弱化

 

   苏海南:除了户籍制度,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让农村孩子、社会中下层群体的后代,在人生起步阶段就天然地吃了亏。你看农村教育,校舍和师资都比城镇要差一大截。教育资源在城市里面也是不均衡的,优质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所好学校,像一些所谓的“超级中学”,有钱、有权、有身份、有地位、有关系人的后代才能挤进这些好学校。

   李春玲:教育本来是社会底层和农村孩子改变身份、向上流动的最主要的手段,这条路以前也是最容易成功的路径。但是,最近10年我们发现,教育越发呈现不公平的趋向。对于很多农村青年来说,教育实际上斩断了他们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近些年,城乡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以来,重点大学里农村生源比例在持续下降。除了大学入学方面不均衡外,还有中等教育领域,也存在城乡不均衡、不公平的问题。义务教育之后,城市孩子绝大部分升入高中,而农村孩子大部分进入职业学校,城乡不平等的差距一下子拉大了。我们不是贬低职业教育,但它在改变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方面,现在确实还没法和高等教育相比。还有一大批农村孩子初中毕业以后就直接外出打工,由于文化水平低,他们在城市里的发展空间更有限。

   龚维斌:优质教育资源日益向大城市集中,向发达地区集中,除了政府在配置资源时存在不均衡外,也还有市场选择的因素。现在西部一些地区的乡镇老师跑到县城,县城老师跑到省会城市,省会城市老师跑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不同群体、不同地区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和能力出现了很大差异,教育失去了公平性,群体之间发展起点就不一样了,教育作为助推中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功能被大大削弱了。

   王道勇:教育公平具有起点公平的意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方面做好了,有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今后怎么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我觉得重点要做好两方面:一是义务教育要均衡发展。有些地方也在试点创建无择校城市,比如江苏盐城、安徽铜陵、河北邯郸等,都在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譬如,城里学校好一点,农村学校差一点,就建成盟校,老师在两所学校之间来回教学,让农村地区的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二是高等教育录取指标也要相对均衡。国家要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比例,比如名校招生指标可以考虑按人口比例分配,缩小区域、城乡之间的差距。<<详细

 

难在收入分配不合理,底层群体财富积累慢掣肘个人发展

 

   龚维斌:收入分配不公也是造成底层群体向上流动困难的重要原因。我们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是因为实际上普通劳动者收入现在很不理想。北京市的调查数据显示,一线职工去年的平均工资一个月也就4000多块钱,一年收入五六万块钱。这样的收入使得他们的子女培养、家庭抚育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个人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苏海南:现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家庭,制约他们改善境况、向上发展的直接原因就是没钱,他们的收入刚刚够满足基本生存的需要,没有富余资金用在技能培训、继续教育上,难以进一步提升自己。但有钱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会投资自己,投资下一代,使得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大幅度提升。在现在的时代,不能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就等于失去了向上发展的条件。

   李春玲:近年来,这方面还出现了两个新现象,一是靠征地拆迁向上流动难,二是生活成本压力越来越大。征地拆迁在一段时间以来是部分底层群众改变身份的重要途径,甚至是一些人向上流动的唯一渠道。以往的城市底层人群和城市周边的农民,很难获得上升的机会,由于征地拆迁,他们得到了一大笔补偿款,一部分人抓住这个机会,达到了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准状态,如果他们再拿这笔钱做一些小生意或者投资自己的人力资本,就能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中层。但我们在调查时发现,对有些拆迁户来说,拿到一大笔补偿款未必是件好事。有些人一夜暴富,拿着大把的钱不知道怎么合理地安排,怎么让钱生钱,就去挥霍、赌博,没过几年补偿款就花完了,又落入了贫困,回到了社会底层。在给予拆迁户补偿时,政府不能只给他们钱和房子,而是要给予他们转变身份以后继续维持这个生活水准的能力,比如教他们做一些小生意,提供一些适合的工作岗位,尤其是要鼓励他们投资子女或者自己的教育。

   苏海南:还是应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紧迫的是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财产水平合理地提升上来,让他们有资金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基础上,还能够满足适当的发展需要,有钱对自己、家庭成员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来增加发展能力,拓展发展空间,让自己和家庭能够通过努力一步一步、一级一级地往上升。<<详细

 

难在劳动人事制度存在壁垒,底层群体缺乏发展渠道

 

   苏海南: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之后,在就业上较之城市居民,身份明显要低人一等,一些用人单位以种种方式出台歧视性政策,人为建起了身份壁垒。在用人单位里,又有体制内、体制外这样的身份区分,把普通劳动者又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工、长期合同工、劳务派遣工、临时工、非全日制工等形式进行身份区分。一些用人单位认为劳动者是农村户口,是体制外,是劳务派遣,就比别人低一头,就可以招之即来,来了能用,不用了就走人,根本不考虑他怎么发展。所以,我们说的社会底层大多在农村、在体制外,是非正式工、劳务派遣、临时工、非全日制工这些群体。收入高、福利好的体制内单位、垄断行业等,他们根本进不去。

   李春玲:农民工找工作存在不公平现象,受歧视,大学生就业时他们抱怨最多的也是不公平。现在一些地方所谓的“拼爹”“萝卜招聘”等现象,让社会感觉到进入国有企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并不是每个群体都机会均等,中小城市如果没有关系背景,要想进入这些部门是相当困难的。对于底层群众,这条路等于就是堵死了。政府应该特别关注这一现象。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基本上都进入了体制外就业。他们离开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就没人管他们了,无论他们找到还是找不到工作,工作后面临多大的压力、多么恶劣的就业环境,得到政府的帮助都是极其有限的。

   龚维斌:这就说明,光实现就业还不行,还要给人发展进步的机会,还要有职业的升迁。一方面,由于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资源配置方面的不公平,影响了不同企业的发展,员工的职业发展也随之受到限制。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争破头也要往体制内钻,想谋求一个身份,因为在体制内单位特别是央企、垄断国企里工作,职业发展远远要好于非公有制企业。未来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应该还原市场作用,弱化组织资源的作用,让个人的发展凭能力和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给劳动者一个明确的预期和前景,激励所有劳动者奋斗,争取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对于很多普通劳动者而言,个人在单位内的职业升迁方面依然有壁垒和瓶颈。很多用人单位没有建立针对普通劳动者的职业发展通道,更不用说健全了。别说底层劳动者上不去,就是身在中层的劳动者上升机会也越来越少。

   王道勇:有学者曾经指出,理想的社会纵向流动状态应该是这样的:社会上层永不松懈,社会中层永不满足,社会底层永不绝望。尤其是底层永不绝望,这是畅通向上流动通道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其实一个社会当中,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就是底层的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我们既要正视社会纵向流动缓慢化这一问题,也要从多方面改革发力,切实给人以希望,而不是绝望。如果对这个问题不加重视,对带来的负面情绪不加引导的话,会导致社会陷入焦虑,甚至一部分人会非常愤怒,增加社会戾气,影响和谐稳定。

链接一: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摘登

    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从严合理供给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

链接二:

 

    我们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

——习近平

    教育公平具有起点公平的意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可以使人们通过自身努力,提升参与平等竞争的能力,这有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要缩小中国发展中存在的城乡和区域这两个最大的差距,就要培养更多服务中西部和农村的人才。教育资源要向中西部和广大农村地区倾斜,提升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要加强东中西部教育协作,尤其是国家重点高校,要强化服务国家战略的意识,鼓励优秀教师以多种方式到中西部服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让贫困地区的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在教育公平上要多想办法、多做实事。东部地区要创新理念和模式,在提高教育质量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李克强

链接三:

 

    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地穷。

——【英】培根

    精英群体要从底层吸收精英才能保持活力。

——【意】莫斯卡

    合理的社会流动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缓解了由社会地位差异而产生的隔阂和冲突,从而发挥了社会稳定的功能。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

   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

——【美】索罗金《社会流动》

   是故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

——【中】《管子》

  责任编辑:孙爽   内容编辑:王志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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